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赴美建厂的背后，折射出了世界各国争夺制造业的现状。

　　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赴美国建厂，还直言中国制造业的成本高昂，税负比美国高35%，引起轩然大波。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并不是第一家赴美建厂的企业。今年4月，太阳纸业宣布将在阿肯色州阿卡德非亚市投资约10亿至13亿美元，建设年产能为70万吨的生物精炼项目。10月，中国天源纺织也宣布将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投资总额2000万美元。12月，中国巨石投资3亿美元在美国建八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正式签约，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预计2018年建成投产。

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汽车玻璃工厂内（图片来源：新华社） 

　　事实上从几年前开始，中国企业赴美建厂的报道就见诸各大媒体。更早宣布在美建厂的公司包括金龙铜管，江南化纤，山东泉林纸业等。

　　赴美建厂是中国企业集体试水全球化，还是民营企业为高昂的成本和税负所困的冰山一角？事实是否真的如曹德旺所说，“美国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决心比我们中国人大”？

　　美国为何要促进制造业回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成本低廉的拉美和东南亚，形成全球化的制造业链条，在本国则大力发展金融业和高科技工业，导致实体经济减少，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虽然这极大提升了美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并迅速将全球财富集中到了华尔街，但也让美国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困境。

　　已故的前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曾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发出警告。他认为，将制造业外包，不但让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更斩断了至关重要的经验链，甚至还可能失去对于新技术的控制。

　　2008年的金融危机便是最好的例证。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会催生泡沫经济。

　　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泡沫破灭后，逃离的网络资本利用廉价信贷，在金融杠杆的作用下不断投机，随即制造了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自奥巴马上任以来，就提出了“制造业回流计划”，各个州政府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制造业回流或落户美国。

　　以金龙铜管为例，据第一财经报道，其在美国建厂，从亚拉巴马州各级政府处争取到的优惠政策，总价值达2亿美元。除了2000万美元的现金优惠，还包括相关税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劳工培训补贴等。由于建厂所在地有铁路经过，为方便员工上下班，当地政府甚至出资建设了一座通行桥。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还能领先多久？

　　事实上，由于制造业向更精细的材料、工艺、产品升级，发达国家在技术上更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则在逐渐丧失。

　　去年8月，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了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其中显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差距已经极大缩小。

　　报告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增加，主要归咎于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工人的薪资提高了，二是受汇率的影响，三是能源成本增加。

　　今年上半年，德勤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则显示，虽然中国再次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美国的名次在不断上升，从2010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2013 年的第三位，今年，又升至第二位。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每三年发布一次，其研究是在对全球超过500名制造业CEO和高管进行调研访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根据全球企业高管对未来五年发展情况的预期来看，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将超过中国，位居全球第一。

　　人才、成本竞争力与劳动生产率是驱动制造业竞争力最重要的三大因素。显然，这些赴美建厂的企业无一不考虑了以上三点关键因素。

　　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细数了美国的成本优势：“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关于劳动力成本，他说：“前面说的所有的成本综合加下来，即使在劳动力比美国便宜的情况下，中国也已经没有突出优势了。况且劳动力现在也只是比美国便宜，跟周边国家比，一点竞争力都没有，跟俄罗斯、波兰、中欧都差不多，甚至中国的白领工资比这些国家还要高。”

　　2012年，英国卫报就曾报道富士康因亚洲劳工成本不断上涨，考虑再洛杉矶和底特律等地投资建厂，专供平板电视的制造。当年，郭台铭曾对外表示，富士康此前两年内已经三次提薪，至2013年8月，富士康员工的薪酬将翻倍，由22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税负有多高？

　　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另一大问题，是宏观税负过高。曹德旺直言，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

　　12月17日，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的论坛上指出，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36%了，2015年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著名税收专家李炜光则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total tax rate, 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2014年和2015年，中国总税率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在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主要构成。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可低至15%。目前，中国增值税划定了几档税率，最高为17%。

　　以格力电器为例，在其公布的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15年公司共缴纳各种税金148.16亿元，当年的营收总额为1005.64亿元，净利润为125.32亿元，税金占到了格力营业收入的14.7%，相当于净利润的1.18倍。

　　TCL董事长李东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称，在全球经济放缓、市场增长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不足2%。城建、教育附加费等制造业附加税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约占到平均利润的四分之一。这让本来利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压力更大。

　　据外媒报道，在成功竞选美国总统后，川普表示，他将要实施美国前总统里根主政时代以来最大幅度的税制改革。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将本土企业留在国内，吸引跨国企业回国。

　　川普所提出的税制改革其关注度较高的集中在两点，一是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当前的39.6%调降到33%，税率级距从现行的7个，简化为3个；二是将当前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此外，新工厂和新购设备的成本可以抵税。

　　本月初彭博科技频道报道，或因受到特朗普的减税政策的影响，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在考虑以投资的方式拓展其在美国的业务。金融和地产市场经纪公司BGC Partners的分析师科林·吉利斯（Colin Gillis）认为，拓展到美国的业务更大的可能是低薪酬的装配工作，也可能会使用机器人替代的低薪酬装配工作。

　　中国能否在这场新制造业大战中保持既有地位，取决于诸多因素，特别是国家战略和政策。

　　今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虽说是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中国企业税负高企的现实恐难立即改观。

　　事实上，中国需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产业空心化。早在两年多前，2014年5月，国家信息中心就在其官网上发文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等问题，局部已经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苗头,主要体现在资本纷纷撤离实体经济、产业技术空心化、企业家事业精神缺失等方面。

　　文章表示，“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既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逐利行为的结果，也与一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以及相关经济决策和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货膨胀、生产成本上升、税负过重等压缩了实体企业利润空间，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高额利润吸引企业脱实向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流向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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